【选题背景及意义】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代职业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探寻本国独特现代化路径的尝试和努力密不可分。从明确自身政治立场的“启蒙者”、“革命家”、“新闻战士”和“文化干部”到以“客观”、“专业”和“新闻价值”作为职业准则的雇用劳动力，这群劳动者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相比其他职业群体有着更加显著的社会意义，他们的主体意识成为建构当代社会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参照。

以往关于中国新闻记者的研究主要以新闻传播这种职业的独立合法性和特殊性为前提，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来理解新闻生产过程。几乎所有相关研究成果都忽视对劳动者政治经济地位、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探讨；而与此刚好相反，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它们细致地描述了中国社会产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和生存状况，然而却偏偏缺少对从事文化传播的劳动者的关注。

总之，对新闻记者的研究缺少劳动与劳工的分析视角；对劳工的研究又缺少对文化劳工的关注，这种学术交叉领域的空白给本书留下了一系列富有价值和创新意义的问题。

案例来源：王维佳（2011）.《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维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研究兴趣为传媒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新闻史论与新闻教育、中国传播产业与知识劳工。北京大学博士（2009），中国传媒大学硕士（2005）、学士（2002）。

【研究问题和假设】

本书从新闻工作这种职业的劳动本质出发，规避先验的政治判断与职业道德诉求，观察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神话讲述者”如何一面被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文化霸权体系中，一面又用自己物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劳动来维系或改变这种特定的外部生存环境。具体来说，研究问题包括：

一、传播业的市场化变革，特别是文化劳动的产品化给从事新闻工作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逻辑下，新闻业的新型生产关系如何建构？新闻从业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二、在生产领域之外，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劳动关系如何被以职业教育为代表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和以聘用制为代表、以弹性用工方式为特点的劳动力征用制度所维系？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如何在劳动力再生产和征用的过程中实现？

三、在生产领域之内，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劳动关系如何通过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劳动者内部的管理层级和权力分配，以及传导创收压力为主要功能的薪酬体系和奖惩机制得以维系？劳动控制的逻辑如何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实现？

四、作为商品化新闻劳动的社会性结果，新闻劳动者的群体构成情况如何（年龄、性别、身份、等级、市场交换价值）？作为阶层形成必要条件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题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群体构成的特点、劳动者的阶层状况与利润导向的商品生产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相关关系？

【文献综述及创新点】

本书从中国新闻记者研究、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和文化劳工研究三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中国新闻记者研究

长期以来，以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为前提，探讨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媒介与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在类似的研究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立的“威权力量”。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为不断印证这种二元关系的论据。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则或者被当做消解威权的有力手段，或者被认为是构建威权的共谋者。这些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二元论分析视角既构成了新闻劳动者理解自身职业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构成了多数关于中国新闻事件和新闻工作者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例如，朱迪•波伦鲍姆（Polumbaum）的《十年改革后中国记者的苦恼》（“The tribu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s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探讨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和实践范式的变迁历程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有一个重要话题。例如李金铨《中国记者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汇聚与对抗》（“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and contestation”）区分了儒家自由主义等三种对记者和受众的理解各不相同的新闻模式。然而作者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变迁的理解规避了“社会的”和“历史的”（作为认识论的“历史”）维度。又如潘忠党和陆晔的研究《专业主义的本地化：中国媒介改革中的多种实践》（“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讨论了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所演变出的独特形式。陆晔的文章《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分析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并探讨了这些权力实践形态与社会转型特征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关系。潘忠党和陈韬文关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实践范式变迁的研究《新闻事件范式的转变：中国记者如何评价各种“典型媒体”》（“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media exemplars’”）表明，源自西方市场民主环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正在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党性原则的新闻实践范式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群体共享的职业规范。

将国家、市场和社会看做是相互建构的完整权力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基本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有效性经由历史分析与阶级分析的结论得到检验，并不断被形而上的各种先验政治判断所挑战。这种理论体系为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认识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独特视角。例如赵月枝在分析改革后中国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和阶级状况的文章“Underdogs, lapdogs and watchdogs: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roblematic in China”中指出，许多新闻从业者继续实践他们党的喉舌的功能，而另一些则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这个国家日渐崛起的经济精英的喉舌。在《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权力与冲突》（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一书中，赵月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总之，从以上所总结的有关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研究来看，将国家政权与新闻实践看做是相互分离甚至矛盾对立的两种权力，并将实现专业主义理念作为预设前提的研究思路是新闻实践研究，乃至中国传播业研究中的一项主流框架。

二、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

回归劳动本质和劳动过程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使得本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进入了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领域。首先，从抽象劳动的角度认识新闻传播活动使作者超越了专业主义的分析框架和各种简单的二元论，从而将一种历史的和整体论的视角代入对文化劳工与文化劳动的理解中；其次，以此为基础，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劳动整体性）的探讨使作者将传播实践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相结合，当做劳动的完整组成部分。这种认识路径对文化劳动的研究尤其重要，且为阶级构成的政治经济分析补充了文化的和历史的视角；最后，劳动过程理论和对劳动控制的研究为本书设置了各种实证研究的基本问题，借此作者得以对新闻传播劳动过程的各个微观环节进行分析。总之，这些认识论意义上的革新使得“作为劳动的传播”成为拓展传播研究视野的新机遇，从而推动中国信息传播研究重新回归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轨道，重新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三、文化劳工研究

当代国际传播学界，“重构阶级概念”、“重新发现意识形态”成为热门话题。揭开“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等普世价值的面纱，回归权力与政治的核心议题成为媒介研究中越发重要的路径。文化劳工（cultural labor）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星期，并不断扩大影响的。

但是，现有文献对文化劳工的政治经济研究普遍缺少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研究和对具体劳动过程的探讨。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文化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和劳动者的政治经济状况，却往往忽视“生产中的文化”，即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承诺”（commitment）、“适应”（habituation）、对抗，及其阶级意识的行程等微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有关于文化劳工的经典政治经济分析文献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这一研究传统需要补充更多深入具体劳动过程的研究和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分析。

综合以上各个领域研究文献的特点，本书作为有关中国新闻工作者劳动状况的研究主要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

首先，从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阶级构成的角度对文化生产和“知识分子”进行分析既是传统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乏人问津的领域，也是产业劳工研究从未涉及的部分。传播研究中无劳工，劳工研究中无传播，这种状况使得作者从文化劳工角度对新闻业进行分析的选题本身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其次，本书试图规避以往中国新闻工作者研究中的各种先验政治判断与专业主义框架，并超越各种传统的二元论视角，如“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市场—社会”等等，更多地从历史、社会和人的角度探索中国新闻实践的发展脉络。同时，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整体劳动过程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状况、主体意识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此补充和丰富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现实材料。

最后，作者承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批判传统，并尝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一些补充和创新，并尝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一些补充和创新。本书通过关注人的实践、群体的构成、劳动的社会性结果与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和更完善的阶级分析框架引入传播研究当中。

【研究设计】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况。具体内容包括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和作为劳动社会性结果的新闻劳动者阶层状况两个部分。其中对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的考察具体又分为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征用和生产领域之内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和奖惩机制的分析。对阶层状况的考察又分为对新闻工作者群体构成、社会经济地位和实践范式的研究。针对各部分内容的不同特点，采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

首先，对中国新闻业商品化和劳动关系变革的历程进行回顾，搜集了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有关媒介改革的各种文献和数据，运用文献分析法。

其次，进入对具体劳动过程的分析中，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来了解劳动控制的各种方式和机制。在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内容中，主要从新闻职业教育的情况来考察商品生产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在对实际新闻生产过程与劳动控制的分析中，采用实地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全国5个媒介机构作为案例进行重点调查和访问，其中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以经济频道为例）、黑龙江电视台、旅游卫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京华时报社。采用“公开不参与”的方式完成，即公开研究者的身份，但是研究者本人不参与新闻生产实践。除此之外，还通过电话和网络采访了这5家媒介机构之外的新闻工作者。在本研究中，共访问了41位记者、编辑和媒介管理人员。

最后，从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的探讨回到对劳动者群体自身的探讨上来，分析作为商品化新闻劳动社会性结果的新闻劳动者的群体构成、社会经济地位和主体意识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二手资料分析的方法来完成。宏观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有关城镇新闻工作者数量和收入的统计、《中国新闻年鉴》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对中国新闻工作者总数和构成状况的统计等。

【研究结论】

在本项研究中，作者尝试超越建制内的规范研究与形而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框架，回归新闻业生产实践中最本质的劳动过程，观察在商品化的新闻生产中，新闻工作者如何与新闻生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他们的日常新闻实践在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和劳动控制模式中展开，商品化的新闻实践又如何影响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实践范式。中国新闻业劳动关系的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将商品性的工资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引入劳动力市场和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即意味着一种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

第一，新闻劳动的变化体现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

在新闻劳动商品化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媒介机构内部权力分配调整的核心逻辑在于财务权、人事权和管理权的分层次下方。当前中国新闻媒介征用劳动力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开竞聘、通过私人关系推荐和行业内劳动力流动等三种。无论何种方式的人事变动，雇工的权力基本掌握在直接管理新闻生产的部门负责人手上。这种人事权力的下放使得新闻生产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对新闻劳动力的监管更加有效，也降低了媒介结构内部管理的成本，改变了媒介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强化和扩大了劳动者的阶层分化。

利用媒介机构赋予的人事权和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在缺乏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的情况下，各个栏目组滥用劳动力的情况成为商品化新闻生产早期的普遍现象，虽然缺乏合同保障的用工方式使得征用和支配劳动力的效率更高，劳动关系更加灵活，但是管理上的混乱却对媒介机构的政治和社会公信力以及长远的发展规划造成了限制。

除了文化传播单位内部的聘用制度和工资关系出现符合资本积累要求的新型灵活用工方式，大量脱离文化生产组织的自由文化劳工也开始出现，具体表现在“新闻线人”、“社区记者”等制度的出现。这也反映了新闻劳动商品化前后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一种从“群众路线”和“群众办报”到“受众本位”和市场化发展的变化。

第二，体现在劳动过程各个阶段的劳动控制的强化。资本争取对劳动力更多控制的过程早在劳工进入生产场所之前的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开始。对于新闻传播业而言，新闻职业教育是再生产劳动力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解决年龄与经验之间的锚段，尽早培养劳动者适应性的关键手段。除了劳动力再生产，劳动控制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新闻劳动力的征用，包括雇工途径、雇工权力、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聘用制度及其设置与运行的基本目的和作用。随着新闻改革过程中的“放权让利”，媒介机构的雇工权力大多从人事部门和核心领导层下放到直接指挥内容生产的管理者受众，劳动控制的效率通过雇工权力的下放和雇工途径的非正式化得以提高。与此同时，雇工权力下放带来的弹性用工方式使得劳动力滥用的情况大量出现。在商品化新闻生产狂飙突进的过程中，更富弹性的劳动关系在取得新闻生产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同时，明显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状况。

通过对中央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旅游卫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京华时报社等5家媒介类型和市场环境各不相同的媒介机构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者发现一套适应商品化新闻生产的权力分配模式、压力传导体系、量化的奖惩体系与晋升淘汰机制已经内化为当代新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特征。

第三，体现在新闻劳动者的社会状况的变动上。

一方面是随着新闻商品化出现的新闻劳动的商品化：广告经营、“放权让利”与市场化发展催生了媒介机构内部工资关系、聘用制度和一系列以“科学管理”为名的劳动控制手段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和他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程度也相应调整，他们的内部分化、工资构成、劳动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和劳动关系同时发生变化的是劳动者对新闻工作和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以及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从“群众路线”到“受众需求”，从“宣传教育”到“信息传播”，从“阶级立场”到“新闻价值”，在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主流话语中，新闻劳动的社会功能、新闻操作应该遵循的实践范式等都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从实践范式来看，他们热烈追捧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资本主义法权、宪政体系与普世价值；从对自身职业和传播对象的理解上来看，遵循市场规律和“社会需要”，“独立”、“客观”地为“受众”传递“信息”的去政治化功能主义仍然是最主流的职业观念。

【研究的得失及发展】

研究方法的探索：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的拓展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播业和新闻工作者的研究有两种最主要的取向和范式，其一是顺应商品化新闻生产的需要，以现代科学管理的知识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将媒介从业者作为传播产业中的重要人力资源纳入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分析当中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其二是以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为前提，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隐含国家宣传体系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之间的矛盾。前者缺乏研究者主体意识与反思精神，后者远离了社会历史逻辑与全国空间政治，成为一种“伪政治经济分析”。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专注于传播业内外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媒介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及其对政治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以国家、市场与资本力量作为主角，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群体、人的实践。为了让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视角更好地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发挥实际的解释校历，要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劳动概念重新引入对传播实践的理解与阐释，通过将物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劳动在历史的叙述中相结合，超越“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市场—社会”等简单的二元论判断，提供一种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整体论认识。

此外，《作为劳动的传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抽象劳动的层面来理解阶级，将这一概念放在人类劳动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来认识，回归新闻劳动者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重新审视新闻记者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研究的缺陷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书理论框架完善，但其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体制对劳动关系的控制，对作为实践主体的新闻从业者的自觉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缺乏深入的考量。虽然作者在书中提及了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但却未能在中国媒体改革的具体语境中对新闻从业者的阶级关系及其阶级意识进行充分的分析。新闻从业者与一般的产业劳动者不同，他们掌握着生产意识形态符号的文化资本和一定的政治资本，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不是对信息的单纯搜集和整理，而是在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参与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从外在于新闻业的社会来看，新闻实践既受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影响和限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也不断参与社会文化意识的锻造，从而影响历史走向。新闻劳工的群体构成、社会经济地位、实践范式随着商品交换逻辑的植入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将带来一系列有关道德、政治与发展的悖论。

道德上，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滥用、弹性用工、不稳定的工作等外线的问题中，以及各种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的机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及其产生的各种异化效果。政治上，商品化新闻生产的核心逻辑是“去政治化”和功能主义，而“去政治化”和功能主义恰恰是在传播实践中建立市场关系并“重新政治化”的必要条件。文化上，商业性媒介机构在全球的扩散所带来的文化同一性和单一价值观念强力介入的问题值得我们警示。

总之，新闻劳动商品化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不仅仅是劳动者各种切身利益和阶层形成状态那么简单，它作为文化发展的一种模式具有更加丰富的道德、政治与发展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全面掌握和透彻理解当代新闻生产中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问：如何看待本研究的母题？

本研究的母题是对专业主义背景下记者工作的重新认识。研究专业主义话语如何被调用成为机构独立自由，而非记者自身独立自由的机制。

中产阶级职业的兴起，奠定了今日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也实现了生活与工作的分割。合理化、明细化、固定化的工作形式，却使得普通从业人员无法把握整体经济，创造了脑力工作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并成为专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新闻行业而言，塔奇曼所说“新闻的网格化”使得记者在总体上失去了对自身地位、劳动的整体认识，在对自身权利、荣誉感、认同的呼吁下诞生的新闻专业主义，实际加强了作为资本家的新闻机构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能力。

——王维佳 2013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